化解中央与地方矛盾要走好五步棋0五金件

化解中央与地方矛盾要走好五步棋

有这样一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：只要施行中央集权特征的国家治理体制，无论古代封建时期还是现在，中央集团与地方“诸侯”及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都不可避免，而且每当这种利益冲突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就会引发社会大变革。就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现状而言，由于35年改革开放积累的成果，不仅分配得极为不公，而且出现严重的分配体制的扭曲，因此，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日趋尖锐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，虽然出现了中央向地方适度妥协让度的政策取向，但是并没提出彻底化解这一矛盾的体制及机制层面的方针。其实，只有化解了这一矛盾，深层体制改革才能有效推进。

就现阶段情形看，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，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：一是掌握中央党政军决策和领导权的最高执政集团(及与之相关联的利益链)与地方“诸侯”集团(各省市、自治州党政核心决策领导层及与之直接相关联的利益链)之间，在政治及人事权力、资源配置权力、发展决策权、地方发展利益分享权力等方面产生的冲突；二是整个中央国家机关各个职能部门、所属机构及其公务人员，与地方各级党政权力机构及地方民众，在各个方面利益分享所产生的冲突。这两个层面的利益冲突，最终会不断加剧“官与民”的利益冲突。虽然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，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表现的相当“温和”，但温和的外表下面的积怨却日益膨胀。因此，在今后一个时期内，如何通过实施深层体制改革，彻底化解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，并形成公平、合理、透明、互助的利益机制，将充分体现新一届中央执政集团能否做到“空前开明”。

其实，中央层面的困惑在于：税收这一刀切下去，给中央留多少、给地方分多少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特征一直是：中央在“明争”、地方在“暗斗”，相互冠冕堂皇、心照不宣。现在，新一届执政集团已经深刻意识到地方政府所处的被动局面：分税制改革以来的税收政策，导致中央财政吃肉地方财政喝汤，地方政府被迫“一哭二要三折腾”，向中央哭穷乞求施舍，向上级财政要项目争资金，搞土地财政瞎折腾。

综上所述，若要彻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，应当着力走好五步棋：

第一步：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。凡是地方应该做的、能够做好的事情，中央不伸手、不掺合，只需根据法律和规则，严格检查，并督促地方政府公开公平地施政。对于中央来说，要从国家治理的层面，搞清楚到底什么事务是全局的、重要的、关乎国家命运而且地方政府无能为力的。中央要据此思路精兵简政，坚决防范中央各个部门“因人设事、没事找事、揽权好事”等不妥当的作风。

第二步：建立公平合理的中央与地方的资源配置模式及机制。事权划分清晰后，无论公共建设及公共服务领域，还是经济发展领域，中央与地方在资源配置方面，要抱着科学、客观、开明、民主的态度，探求合理的资源配置模式及机制，特别是在税收、土地、矿产、法力等有形及无形资源配置方面，要切合实际、合理约定。在有些领域，中央与一些省市可以“协商”决断，不高“一刀切”。

第三步：推进税制改革。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晰，税制改革则无效。中央政府要明白一个道理：揽事揽权太多、入库钱财太多，不是一件好事儿，很容易导致越俎代庖、官僚腐败、错误决策等不良作风，也会不知不觉地陷入诸多无效扯皮事务中，没有精力思考和酝酿全局性的重大改革政策和举措；与此同时，腐蚀国家机器也很容易被腐蚀。在人多地广的国情背景下，中央在合理划清事权后，要根据利益立场和行政职责只需要推动税制改革，充分体现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的高姿态。要认识到，中央决策层开明的态度、有效的公共政策和监督问责机制比权力及金钱更重要。

第四步：有效分解并下放权力及责任，强化对地方政府的行政及司法约束。既然通过合理划分事权，淡化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，那么，中央层面要在有效分解职责和权力的前提下，相应地也要把每件事情的利害关系和责任后果，结结实实地与权力捆绑在一起，一并下放给地方政府，坚决杜绝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只做事不承担责任的现象。于此同时，中央政府，要组织相关机构和专家，研究构建针对地方政府的行政层面及法律层面责任约束及追责机制。比如中政府可以通过颁布政令、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可以通过立法形式，完善和强化针对地方政府的追责机制。

第五步：优化地方行政区划设置，加大市(县)职权及责任。中国大约有八亿多人口生活居住在县市地域，强化县域治理的权力和责任，既有利于资源配置、行政权力及责任约束“重心下移”，强化基层社会治理能力，又有利于科学合理地推进城镇化进程。因此，在理顺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，划清行政职责界限的基础上，要改善并加强地方行政区划，策略而稳健地推进“县改市”，并强化市建制的独立行政权限和责任，为未来县级民主治理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。

总之，在划清中央与地方的事权界限的前提下，一方面要强化中央层面事权、财权与责任人密切结合，把中央各部门的职责具体化、规范化，特别是在国防、外交、国家安全、宪法及司法、市场化制度、民族政策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建设及政策方面，要充分体现出中央的权威，履行中央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；另一方面在区域经济发展、区域社会管理等关乎各地民主及基本建设具体事务上，要通过严明的责、权、利相一致的政策及法律机制，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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